湘大人与湘大精神|何云波

2018-09-04 17:32:30 来源:新湖南

文/何云波(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)

湘潭大学校园中有好几片山林,其中连接南山与北山的那个山头,叫秀山。秀山上有一个亭子,名游息亭。亭子的廊柱上,有中文系羊春秋先生撰的两副对联:

漫天花雨传心法

镇日松风伴读书

倚栏披襟挹取风云雨露

举杯邀客摘来日月星辰

这对联真是大气。湘大人真是有福了,伴着松风读书,汲风云雨露,伴日月星辰,在书山学海中遨游,在天人合一中悟道……有人说,湘大是一片原野,在这片原野上生长的湘大人,充满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。正如羊春秋先生的弟子,曾在中文系任教的孟泽教授所说:

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,在原野上长出来的花果林木,总是让人感觉到健旺丰沛的草莽气息和生命力,感觉到自由和生猛,当她逐渐成长起一份精致和文雅、严密和理性时,她就不止属于湖南乃至中国了。

在这片原野上生长的湘大人,也就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湘大精神。

这片健旺的郁郁葱葱的原野,当初却是一片荒山。

1958年,在湘潭杨嘉桥湘江煤矿旧址上,湘潭大学诞生了。

这是毛泽东主席家乡的第一所大学。主席为之亲自书写了校名,并嘱咐“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”。

但是,因为国家经济面临困难,仅过了一年,学校就停办了,招收的一届学生也被解散。

1974年,适应要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需要,湘潭大学恢复。名为恢复,实为重建。在湘潭市西郊的一片荒山上,便有了“文革”后期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第一所文、理、工综合性大学。

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。

据说1958年,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。大跃进大炼钢铁,把树砍光了。森林成了荒山,成了坟场。当地人称之为鬼坳子,晚上无人敢从这里经过。

因为只有黄土,这块土地又被称为黄土高坡。后来有学生办刊物,就叫《黄土地》。

因为这一片地方属于羊牯塘,又有人把这个没有羊,却四周都是田野,不时有耕牛穿过的学校,戏称为“羊牯塘大学”。

学校的老师职工,都来自全国各地。而当他们一踏上这片黄土地,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:湘大人。

建校初期的这批湘大人,他们也往往拥有一些共同的记忆:艰苦创业。正如曾担任湘大校长的罗和安教授在《可爱的湘大人》中所写到的:“荒山一片,楼无一间。……头顶蓝天,脚踩黄土。搭草棚,住农家,点煤油灯,成了他们的第一课。雨天打着雨伞备课,夏天将双脚伸进盛水的桶内以避蚊虫叮咬。一间草棚既做食堂,又做会场,还要作为师生活动室。”

据说,当时还流行过一首打油诗:“交通靠腿跑,通讯用嘴叫,搬运双肩挑,供应全凭票;晴天一身汗,工地把土挑,雨过两脚泥,备课油灯照。”

还有人写诗《煤油灯下的精神》(谢深泉):

煤油灯光明又亮,竹篱茅舍好地方。

冬寒夏热身体健,蚊虫奏乐备课忙。

一斤米,半两肉,粗茶淡饭格外香。

一双胶鞋一把伞,风雨无阻登讲坛。

……

可奇怪的是,许多年后当他们回忆这一切,却没人叫苦,反而把这一切当作了一种“甜蜜的苦役”,苦并快乐着。他们当年为什么选择来湘大?来考察时哪怕面对满目的荒凉,居然也没有退却。就像中文系的刘庆云老师,本来在广州的新闻单位,听说湘大招人,1976年春趁工作之便来看看:

一看,这里除了几座茅草棚外,几乎一无所有。远处矗立着几座黄土高山,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呢!唯有周围没有下种的水田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亮,那散布在村落的农舍偶尔传来几声鸡啼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:“来!”这决心是怎么下的,自己也说不清,是故乡情的牵系,还是一股创业的冲动在内心升腾?

从外省来湘大的老师,不少都是湖南人。也许,湘大代表的是对故乡的牵挂,是一解那绵绵不尽的乡愁。而更加重要的,无论湖南人还是外省人,他们都是有一个“梦”:“毛泽东主席为湘潭大学题名,全国人民就有了办好湘潭大学的梦想。”以研究中国近代洋务运动著称的徐泰来教授如是说。他把自己称作是一个“圆梦者”,其实很多来湘大的老师都是。

正是这份抱负与情怀,让那时的湘大人,哪怕条件再艰苦,也不抱怨,而是以苦为荣,苦中求乐,将困难当作人生的考验,将创业看作人生价值的实现。有老师疑惑:“那如火的激情,冲天的干劲,是从哪里来的?至今我还不能作出完整的回答”。

那本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,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”,曾让一代人激情满怀。而对湘大人来说,“荒山起家,劳动建校”,也就造就了一种湘大精神:理想主义的追求,吃苦耐劳的品格,以校为家的情怀。

有人用“吃得苦,耐得烦,霸得蛮”来概括湖南人,它也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这几个词用在艰苦创业的湘大人身上,更是恰如其分。尽管有的老师,来湘大报到时,当拿到学校发的仅有的两样东西:斗笠和煤油灯,忍不住吧啦吧啦地掉下泪来。但他们很快接受了艰苦的条件,在湘大扎下根来。并在教学科研之余,投入到建校的劳动中。挖山、挑土、植树……硬是让一片荒山变得大楼林立、绿荫如盖,这其中支撑他们的正是那种吃苦耐劳、执着霸蛮的精神。

韶峰高,湘水长,

人文胜地,科教殿堂

恰同学少年,扬青春航帆

经风雨,求大道

博学笃行做国家栋梁

博学笃行,盛德日新。湘大的校歌、校训,昭示的是湘大人的理想与追求。

校以地传,地以校显。湘潭大学位居湘潭市西郊,曾因交通不便,与长沙的学校相比,尽显地利之劣势。而从行政区划上说,长沙是湖南的政治、经济中心,湘潭尽管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,曾荣耀一时,但时过境迁,湘潭只能是长沙的陪衬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有日益被其它州市,包括它身边的株洲盖过之势。长株潭三足鼎立,湘潭日渐退居末位。

其实,从文化的角度说,湘潭乃湖湘文化之源头。而以湘潭、长沙为中心,方圆几百里,构成了湖湘之核心。而它也由此造就了湘潭大学之文脉。

2018年7月,传出一则消息,在湘潭隐山碧泉书院的旧址,将恢复重建作为实体的碧泉书院。而在湘潭大学,也成立了作为研究与教学二级机构的碧泉书院。

碧泉书院最初名碧泉书堂,由宋代理学大家胡安国在1130年兴建。胡安国以其《时政论》《治国论》《春秋传》,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,自成一家。胡安国讲学碧泉,传学其子胡宏及弟子,胡宏传学张栻,张栻讲学岳麓书院, 王闿运称“胡开潭学,朱张继响”,由“潭学”“隐山之学”而“湘学”,湖湘一脉学风由此传扬。

后来,胡氏后裔将碧泉书院改为祠,取名胡文定公祠,专供祭祀。祠有一门联:“海纳百川,院育千人。武夷道脉,湘楚名家。”

由心性之学而“躬行”、“致用”之学,内圣与外王、道德与事功之结合,由胡氏父子开启的湖湘学风,在700年后一代湘人中得到完美体现。湘乡人曾国藩即是其代表。曾国藩是书生,却由“书生”而“出将入仕”,以“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‘好汉打脱牙和血吞’的实践精神”(孟泽《君自故乡来》),统帅以湘乡人为主组成 的“湘军”,从边缘到中心,成就了“同治中兴”。而湘军那种朴拙、倔强、生猛、强悍的品格,也成了湖湘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几十年后,从湘潭一个小山村——韶山冲走出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,曾坦陈一生“独服曾文正”。他感慨于“国民性情,虚伪相崇,奴隶性成,思想狭隘”,殷殷召唤“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,大伦理革命家,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,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,开发其新思想”。少年心事当拿云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以大政治家与大思想家的自我期许,完成了立言立功之伟业。

中文系七七级校友高源曾撰《四十年来谁著史——湘大早期人文风景中的家国情怀》,历数湘潭大学之人文渊源。以湘大为圆心,以两百公里为半径,在这个人文荟萃的版图上几乎囊括了绝大多数近代顶级历史人物:陶澍、贺长龄、贺熙龄、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、王闿运、谭嗣同、唐常才、黄兴、宋教仁、蔡锷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罗荣桓、李富春、蔡畅、蔡和森、李维汉、李立三、胡耀邦、朱镕基、齐白石等等。高源强调:“湘大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烙有鲜明的湖湘文化胎记,它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赓续与传承正宗的湖湘文化,而湘大本身文脉的刷新与升华,新时代校训的铸造与淬火,也必须以湖湘文化作为原动力,由此湘大人也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,这也应当成为湘大人永恒的精神信念。”

曾担任湘潭大学党委书记的彭国甫教授在为《回望湘大——湘潭大学五十周年回忆录》撰写的序中,提到湖湘文化有三种精神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探索精神;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乐精神;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改革精神。湘大在某种意义上,传承的正是这样的精神。六十年来谁著史,湘大建校六十年,涌现了许多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,开启了一个个的新“学”,沧南开启的“毛泽东思想研究”,尹世杰的“消费经济学”,杨向群的“马尔可夫过程”研究,袁龙蔚的“流变力学”……都名垂学史。以小小的中文系而论,姜书阁、羊春秋、肖艾、彭燕郊、王勤、曹让庭、张铁夫……在各自的领域,都曾独领风骚。湘大的学子呢,吃苦霸蛮的精神,在学生身上也得到延续。他们在校时,刻苦攻读,毕业后,在各行各业,风生水起,为母校争得美誉。曾担任湘大党委书记的彭国甫曾说:“湘大的学生充满精、气、神,非常大气;湘大的学生就像洞庭湖的杨柳,倒插着也能长大。也许,这正是湘潭大学的优良传统、高尚文化和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吧。”

这其中,便有着湖湘文化的某种精神的血脉。而湘大人,无论是教工还是学子,便在文化传承中,将其发扬光大,建构了一种新的湘大精神。

文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。

湘大的文化精神也是这样。

如果说湘大是一片原野,湘大人在这片原野上,自由地成长,完成“思想上的成人礼”,正如湘大中文系95级的一位校友所写的:

一进来才知道,这个宽广的山坡就如一片思想的原野。我就像一个野孩子,在这里肆意穿梭。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布满校园,记忆中最美的是狗尾草。湘大风大,狗尾巴也摇得格外欢畅,一种野性的力量在接力棒似的传递。呵呵,前辈诗人怎么形容湘大的风,你就知道草摇得多么猛烈:“湘大不刮风,一年刮两次,一次刮半年”。正是在这种疾风知劲草的氛围中,生命力、生猛、自由,渗入了每一个人的骨头。

是的,正是那份自由和生猛,让年轻的湘大充满了活力。后来,在中国高等教育一轮轮重新洗牌的大潮中,过于朴实,不够圆滑的湘大,似乎有点落伍了。湘大人在需要迎头赶上的同时,也许又还需要保持那份自由、淡定与从容。

湘大在某种意义上,是个“移民大学”。1974年11月,教育部向江苏、湖北、辽宁、吉林、广东、陕西、四川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10省市发出《关于请求支援湘潭大学部分师资和图书的通知》,得到各省市的积极响应。1975到1978年,就有620多名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等90多所高校的教师,汇聚湘大。学校求贤若渴,在引进人才往往需要在政治上层层审批,“过五关斩六将”的情况下,当时的校领导提出:任人唯贤,唯才是举,只要是人才,是好教师,就不要因为其无关紧要的问题而迟疑不决。一些有种种“历史问题”刚刚或尚为平反的老师,如著名诗人彭燕郊,流变力学专家袁龙蔚,哲学家汪树白、古文献专家韩长耕等,都由此被湘大引了进来。

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为了一个共同的“湘大”走到一起来了。这也决定了湘大精神的“包容”性。湘大既有着先天的红色基因,又像一片未开化的原野,有着一分野性和草莽气息。它既曾占据政治的中心,又处于地理上的边缘,有着一份来自乡村的素朴与单纯。它是自由的,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,在“纯朴中透着野性的豪气,平静中蕴藏着创造的‘人欲’”(王立新语),另一方面,它又越来越具有一份精致、文雅与理性,具有着思想创造的活力。

曾任湘大校长的潘长良教授曾说:“湘潭大学应该成为一流的学术研究之所和思想诞生之地。”八十年代的湘大,百废待兴,群英荟萃,各显其能。以哲学而论,当时中国哲学分为三个山头: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思想,中国传统哲学、西方哲学,而当年湘大哲学系由三位名师沧南、汪澍白、王守昌三位先生,担纲这三大学术版块,构筑了湘大校园中哲学的“三道拱门”,门户之见固然有之,但和谐共存、百家争鸣却是当时湘大的主流学术风景。沧南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,78级的范贤超以马克思主义“改造论”为研究课题,力创新见。学位论文请当时中国哲学界的两位权威评审,其中一位对论文予以了肯定,另一位却认为“论文具有严重的唯心主义色彩,不予评价”。学校有关部门为了维护学位论文的“科学性和严肃性”,特聘请这位“不予评价”的“权威”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……而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著称的王守昌教授把湘大当作自己的“情感家园”,说他首先要感谢湘大的是为其“创造了自由思想、独立思考的一个空间”。

那是一个纯真的时代,也是一个自由、开放的时代。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研究是湘大人文学术的重心,当辅之以国学与西学,它便构成了湘大的完整的人文思想的风景。近期,毛泽东学院与碧泉书院在湘大的成立,也许,便预示了一个新的开端。

湘大的学生呢,不仅以勤奋好学、嗜读如命著称,他们的思想也曾极为活跃、开放,70、80年代之交,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,在77级中文班的推动主导下,学校学生会曾创办了一份铅印刊物《来者》, “前无古人,后有来者” ,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湘大人的壮志豪情。79、80级中文班几个喜欢写诗的同学,还组织了一个诗社,以彭燕郊老师的一首诗《旋梯》命名:

上升,上升,上升中延展的圆形。

圆在伸展,流利的弧线在运动,

螺旋形追逐自己,永远追逐,分不出段落。

起点是上升,中途是上升,终点也是上升。

……

上升,螺旋形没有后,没有前,取消前后。

上升,从六个角度抛弃前后。

上升,只有高和更高,取消低。

螺旋形的规律是:终点也不是结束。

“旋梯”诗社中国大学卓有影响的诗社之一,薪火相传,历经三十多载,现在还在。而2015年,一位毕业的中文系校友张雷,回到母校,在学校边上,创办了一个名为“旋梯”的书苑。彭燕郊老师去世时,学生袁铁坚曾在追悼会上说:“因为彭燕郊,我们心底深处永远都有一块属于诗和文学的天地。”而张雷说,他之创办旋梯书苑,要追寻的,是旋梯“那尖峰,那无垠的碑碣,那发着冷峻的光的,最亮点”。

一位诗人,一个诗社,一方书苑,一所大学,这里面便有着某种精神的传承。旋梯,上升,不断地上升,只有高和更高,没有终点,也正代表了湘大人的一种追求。

一个大学的精神,首先在人。

湘大精神,就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支撑起来的。他们中既有著名的教授,也有普通的老师、职工、学生。

因为被列为“胡风分子”,历经磨难的彭燕郊老师,1979年来湘大的时候,谈到当时学校的氛围:拨乱反正,一切从头再来过,节庆般的日子,浓郁的狂欢气息,“和所有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十年‘文革’的人一样,沉浸在庆幸美好憧憬终于再一次亲切闪现的大欢喜里,一切都那么鲜亮、温煦、贴近,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,有一种被爱和可以勇敢去爱的幸福感”。

正是这种“幸福感”,使他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,尽管条件艰苦,却乐在其中。数理系的李寿佛教授在《荒山建校回忆》中谈到自己给第一届本科生数学、计算、电子三个班上大课的情景:在食堂,靠墙壁两条破旧的长凳上搁两块黑板,临时用砖头垒一个讲台,便是教室了。写黑板时老师需要站到凳子上去:

一件不如人意的事终于发生了。有一次当我写完黑板字之后,从长凳上下来时,哗的一声响,差点儿跌了一跤。仔细一看,原来是罩裤被黑板上的大铁钩划破,出现了一条长约20厘米的裂缝。然而教室里100余听众并没有因此而哗然,更没有人嬉笑。

讲课继续进行。教室里除了我讲课和写黑板的声音外,还是鸦雀无声。

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,走出了袁亚湘、周向宇、许进超等著名的数学家。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任教的国际著名数学家许进超教授,许多年后还记得李老师的课,说:李寿佛老师讲数学分析是全世界最好的!

曾担任湘大校长的胡学军曾在《催人奋进的湘大精神》中写到湘大的不少名师,如何在科研之余,潜心于教学,其中写到张铁夫教授:“他教态从容,讲解自如,内容充实,逻辑严密,声音流畅,语速适中,听他讲课,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”。

张铁夫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,76年从华中师范大学来到湘大,便把整个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湘大。张老师74岁时,最后一位博士毕业,便直接从讲台进了医院。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也许,这里面便包含了某种可贵的精神。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。有了某种精神,有时物质就不一定是第一位的了。七六级中文系学生,后来成为著名作家、花城出版社社长的肖建国在题为《回望湘大》的文章中,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,教学楼刚刚竣工,尚未启用,一排简易平房便成了教室:

当年建房子的工人大约想着那些房子是临时用一用的,有点随意,做工粗糙,极不认真。顶上的屋瓦,很不严实。晴天,从瓦缝里漏下的阳光,东一条西一条,我有时会看着阳光中浮游的灰尘,发一阵呆。如果天降大雨,麻烦就多了。漏雨是肯定的,这里滴一滴,那里滴一滴,滴滴嗒嗒之声不绝于耳。有一次雨下大了,突然“哗”的一声从讲台的顶上泻下一注雨水,浇了老师一头一脸。满座哗然,我们的老师真是让人可敬。完全地处变不惊,只是掏出小手绢,四指压着,在左边脸上摁一摁,在右边脸上摁一摁。摁干了水渍,走到座位中间来,继续讲他的《诗经》:“关关雎洲,在河之洲……”竟是更加抑扬顿挫。

有如此从容淡定敬业的老师,学生想不好好学都难啊。肖建国还提到一件事,那时书籍匮乏,有同学经常去老师家借书。有一次一位女同学上老师家借书,老师住在乡下,那位同学要的书还捆在行李包里,十几件行李堆着,老师叫上丈夫帮忙,一件一件行李打开,一连开了七八件行李,才把那本书找着。借了书,又聊了一会,不觉夜已深沉。那位老师又同丈夫一起,打着手电筒把女同学送回学校。还有,系里的资料室,当时不让学生借书,便有老师让学生开了书单,借了书,出门,转身就给了学生。

这正所谓春风化雨,大地师恩。老师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,学生呢,刻苦地学。中文系的高源在《湘大往事杂忆》中谈到,“湘大精神”体现在那代莘莘学子身上,就是“嗜读如命”和“执着霸蛮”。

湘大地处湘潭市西郊,一度交通不便,这种封闭的环境,反而为潜心读书提供了便利。那时学习条件艰苦,12个人住一间宿舍,夏天没有电扇,有的同学就用铁桶装满凉水浸泡双脚,一边驱暑避蚊,一边读书自乐。读书,买书,那时的湘潭市新华书店,如果到了批新书,在购书的长队里,一定有不少就是湘大的学生。有时,书买不到,就抄。据说有一次,中文系的王鲁湘约上湖南师大的几位好友,准备同游岳麓山。不料在在朋友的宿舍,看到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,一下子就被迷住了,爱不释手。朋友告知,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,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归还。王鲁湘将这本35万字的书翻了翻,做出决定:要把这本书抄完!当即告别朋友,买了张回湘潭的车票。一回到学校就开始夜以继日地抄书,一个人抄不来,就找来同学帮忙。熬了一周的时间,用完了一瓶多墨水,终于把《艺术哲学》抄完了。

湘大学生好学的传统,也一直被延续下来。图书馆、自修室,永远人满为患。听讲座,参加学术沙龙,从来无须“号召”。前些时,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向远教授来学校讲学,讲日本文学的美学精神。讲座安排在图书馆的报告厅,可以坐300多人的大厅,不仅座无虚席,讲台前的地上还坐了好几排,大厅后面也站了几排。望着被学生塞得满满当当的大厅,王教授问:是学校组织来的吗?学生答:都是自愿来的。王教授不禁感叹:凡讲座,由校方组织来还需用学分做诱饵的,那是三流学校,来去自愿且能保证一定人数,就算二流。如果自愿来还如此满满当当,那这个学校的学生一定是一流的。

“大学之义,不仅在于有一批智推先觉、学启后贤的名师,亦在于有一批探奥索微、穷流究源的学生。”湘大历史系校友、著名党史研究专家、中央党校韩钢教授如是说。有了这样的老师和学生,那这个学校离真正的一流也就不远了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湘大校园,曾流行一个说法:“北有北大,南有湘大”。

湘大一度可能被命名为毛泽东大学,而广东有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“中山大学”,于是这说法又有了另外一个版本:北有北大清华,南有湘大中大。

这类似于湘大的广告语,当年的湘大人,也经常是以此作为诱人的愿景,来招贤引凤。

这广告语与其说是事实,毋宁说更多地代表了湘大人的自我期许,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与情怀。

最终湘大没能办成北大。在改革开放、中国高度教育飞速发展的大潮中,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省唯一、全国16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,湘大前进的脚步似乎反而慢了下来。

原因可能很多。湘大建校初期的异军突起,得益于红色基因带来的“红利”,而后来一度被冷落,恐怕也源于此。这正所谓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

还有,因为地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,上个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湘大,丧失了发展的很多机会。

还有,从自身的角度说,湘大人过于朴拙,在变化了的时代,不会“做秀”吸引眼球,不会“作死的搞”,也就显得有些落伍了。

还有,湘大所为一所现代大学,有时又像一个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村庄里的“村民”们,亲密无间,互助互爱,有着一种高度的内部和谐。但“人情社会”里,“人情味”太重,有时未必都是“正能量”。

湘大是一片原野,当这片原野日益成了精致的苗圃,固然越来越漂亮、赏心悦目了,但也可能会少了些野趣,少了些无拘无束的创造的活力。

有校友说,“原野上的湘大,有着特有的宁静和质朴,是修身求学的绝佳之地。湘大,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、昂然进取的锐气、海纳百川的大气,经纶日月的勇气、浩然盛大的正气和敢为人先的志气”。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有些被边缘化,且在地缘上有着先天不足的湘大,更需要一些沉潜与镇定的底气。湘大在“红色”的底色之外,似乎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自由、包容与大气,需要更多更独特的一些科学与思想的创造性的成果,以真正地成就其“大”。

哈佛、剑桥、牛津……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学,不也都是自生于“小地”吗?

当然,一个大学之“显名”,除了本身的办学条件,更重要的是你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学生,有多少杰出的校友,还有就是校友对学校的忠诚度。复校四十多年来,从湘大走出了许多优秀的学子,当他们走出湘大,也就让“湘潭大学”这几个字在中国,在世界各地得以传扬。学校与学生,永远是相辅相成,互相成就的,今日,学子以学校为荣,他日,学子为母校争光。有人说,湘大八十年代毕业的校友,对学校忠诚度的是最高的,因为那时的湘大也最有活力。后来,学校的发展没达到人们理想的期望值,不少校友对湘大“恨铁不成钢”,也有校友刻意回避自己的湘大背景,但更多的,是永远为母校而骄傲,对母校一往情深。

著名湖湘学派研究专家王立新在《湘大是一片原野》一文里说,他常常“被‘湘大人’概念感动得不知所云”,“纵然有再多憾与怨,终究也化成爱与恋!”这也许表达的是许多湘大学子的心声。湘大中文系96届校友曹辉用《那份情哟,用一生都解不开》表达对母校的情怀。曹辉当年以所在地区文科第一名,全省第八名的成绩考入湘大,毕业后做过《三湘都市报》记者,现任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社长。他利用职务之便,不遗余力宣传母校,被人戏称为湘大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他在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《新闻天地》副总编辑时,开辟了一个“湖湘文化人物”栏目,结果“湘大系”的教授和校友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,我自己当时在中南大学,也沾“湘大校友”的光,忝列其中。这种“以权谋私(公)”,其实对他个人的“仕途”,未必有利,但他“明知故犯”,他说自己对母校爱得简直有点“变态”:“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湘大这3200多亩土地爱得深沉”。

是的,对湘大人来说,无论你身在何处,用中文系宋德发教授的话说,“母国就是湘大”。杰出校友袁亚湘院士在《湘大四年》中谈到自己的“湘大情结”:

湘大的四年是我人生成长最为关键的四年,不仅是身高从1米69长到1米77,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形成和基础知识的积累。湘大的四年是我人生中非常幸福的四年,不仅是有鲜花荣誉,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良师益友!我感谢母校培育了我。无论走到哪儿,我都会自豪地说,我是湘潭大学毕业的!

中文系七七级校友袁铁坚写《我的心在湘大》:

我的心在那片多情的黄土地,

我的爱人是永远的湘大。

袁铁坚先后担任湘潭大学深圳校友会的秘书长、会长。湘大深圳校友会以其凝聚力、组织力、活动力和影响力,在深圳的全国高校各校友会中间出类拔萃,被媒体人称之为“湘大现象”。是的,湘大人可以在校园里素不相识,但毕业后无论在哪里,凭着那被“黄土地”浸润过的特殊的气质,便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缘分。

清华大学教授、凤凰卫视著名节目策划人、主持人王鲁湘曾为同是湘大校友的潘友林的一本书《一个人的奥运——潘友林广告剧本300个》写过一篇序,说到潘友林在北京多家知名广告公司偷师学艺之后,南下深圳打“高的广告”的天下。他广发英雄帖,延揽的精英尽是北大、清华和复旦等名校的毕业生。他还要将自己的母校——湘潭大学也强行摆在名校之列,且作为名校第一名广而告之。

都言此人疾,谁解其中味?当年刘翔,打破了亚洲人、黄种人不可能在短距离赛跑项目上夺世界冠军的定律,他用一句“亚洲有我,中国有我”的宣言,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。而湘潭大学在当代中国高校的激烈竞争中,或许就像田径场上短跑项目中的黄种人,虽不强大,但只要努力,就有成功的希望。就像张雷说他之所以要在小有成就时从上海回到湘大,创办旋梯书苑,是因为一个文学梦,一种湘大情怀。旋梯书苑收藏了许多与湘大有关的照片、书籍、文物,被人戏称为“湘大第二校史馆”。它还常常免费为湘大各种学术沙龙、讲座提供场地、服务,学生呢也喜欢待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看书,它成了湘大人的一个精神园地,这种经营方式却注定了它赚不了钱。张雷说,他“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小人物,骑着瘦马,提着长矛和盾牌,毅然走上了行侠之路”。

新时代的湘大,也有点像堂吉诃德,世道已经变了,却仍然壮志凌云,希望创出一片新的天地,恢复往日的荣光。

一个人的奥运,意味着与全天下高手一比高低的勇气。潘友林以他的广告,喊出了“湘大有我,中国有我” 的强音,而当无数的湘大学子,组成一支巨大的队伍,也就不再是“一个人的奥运”,一个堂吉诃德的“行侠”,而是万人、十万、百万人的冲刺,终将汇成一股伟大的力量。当然,在这长距离的中国大学马拉松式的竞争中,更需要湘大人永远葆有自己的一份勇气、毅力、耐力、决心和信心。

结 语

湘大的校门,由三道拱门组成,建于1985年。后来,校园几经扩张,三道拱门逐渐失去“门”的意义,而成了湘大的一个记忆符号,一种精神象征。有人说,它代表湘大是文、理、工综合性大学,花篮形底座把三个拱门连接起来,又寓示了文、理、工的连接,多学科交叉发展。有人说,三道拱门代表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,而每一道门,像钥匙,开启知识的殿堂;像汉字的“人”,门很高,这是知识的“巨人”,三人成众,众志就能成城,三生万物,一切皆有可能;还有人说,三道拱门合在一起像汉字“山”,不断进取、勇登高峰。而拱门的顶端,是开启的,一个开放的大学,上升,永无止境,永远也没有终点……还有有心人考证,说设计的三道拱门单壁弯折处高度为13米,双臂合起的总高度是14米,这叫“一生一世”。

是的,踏进三拱门,你就注定了与湘大的“一生一世”的情缘。周益春校长在2018年开学典礼致辞中,对刚入湘大的学子说:一朝跨进三拱门,此生都是湘大人。

今年是湘大建校60周年,复校44周年。人说六十一甲子,是人生的一个轮回,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湘大现任党委书记黄云清教授提出,要在湘大复校70周年前后,实现把湘大全面建成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现代大学的目标,这是湘大人的使命:

韶峰高,湘水长,

荟萃中西,传承湖湘

兴千秋大业,谱天下华章

通古今,怀忧乐

盛德日新做国家栋梁。

是的,每一个人,无论教工,还是学生,无论你来自何处,去向何方,你曾经在三拱门里待过,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:湘大人,你就在书写湘大故事,参与湘大精神的建构,谱写湘大未来的华章。

——2018年8月11—16日初稿于大理洱海边,2018年8月26—9月1日修改于湘大书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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